穿戴毛皮被認為代表了一種滿族式生活的理想型。一直到今天，在許多人的印象中，東北地區(qū)依然以穿“貂兒”（東北地區(qū)對于皮草的統(tǒng)稱）為時尚。而追蹤其緣由，顯然與清以來的宮廷貴族風尚密不可分。以乾隆皇帝為例，這位以“圣主”自居的君王，用滿洲最珍貴的物產豐富著自己：貂皮和水獺皮袍子、口蘑，以及鑲嵌著東珠的帽子。

鑲嵌有東珠的帽頂。

我們是否可以讓清帝國的邊疆史呈現(xiàn)出不同的面貌？又應當如何理解清帝國的經濟、環(huán)境和政治地理？烏梁海人以捕獵毛皮動物為主，滿洲地區(qū)是人參和珍珠的產地，蒙古人需要蘑菇、“掃雪”（學名叫石貂,也叫白鼬、巖貂）和魚。清帝國的檔案不僅僅關注人和土地，同樣注意到了物品。特別是在農業(yè)核心區(qū)之外，高端商品受到密切關注。

穿在身上的毛皮、盤中的蘑菇，以及冬帽上的珠寶，這些物品的珍貴性，首先源于它們與清朝宮廷的聯(lián)系。清廷對此類物品的生產活動一直保持著特殊的控制，清朝皇帝通過進貢制度，向滿洲和蒙古地區(qū)征收毛皮、珍珠、蘑菇、人參等珍稀物產，除物產本身的價值之外，這些物產還代表著其產地所具有的純真、豐饒、充滿生機等象征意義，作為一種永恒的家園，與清朝宮廷有著密切的依存關系，進而對滿洲和蒙古地區(qū)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

在《帝國之裘》一書中，作者謝健把早期現(xiàn)代想象成一個自然與文化截然區(qū)分的時代；科學、治國或理性化本身就創(chuàng)造了一種文明。在謝健看來，清帝國與外部世界的密切聯(lián)系，是以采菇人、毛皮商、掃蕩參田的兵丁的面目出現(xiàn)的。

謝健指出，“現(xiàn)代人到處抽干沼澤、砍倒樹林、開墾土地。城市拔地而起，荒野后退，人類首次幻想一個遙遠而未被打擾的大自然的存在。然而自然的元素比以往更多地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：我們脖子上圍著貂皮；街上有馬和駱駝；還有鱘魚、鹿肉、蘑菇和珍珠。這個時代不僅僅見證了自然被浪漫化，也目睹了其商業(yè)化：野物手手相傳，從帝國邊疆運輸?shù)降蹏行?。居于統(tǒng)治地位的既不是自然也不是文化：這是個用貂皮鑲邊的世界?！?/p>

《帝國之裘：清朝的山珍、禁地以及自然邊疆》，作者：（美）謝健，譯者：關康，版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9年8月

撰文︱（美）謝健（Jonathan Schlesinger）

摘編︱何安安

18 世紀毛皮開始成為漢人精英的時尚標志

“嗚呼！神州之陸沉百有余年，而衣冠之制猶存，仿佛于俳優(yōu)戲劇之間，天若有意于斯焉?！?/p>

1780年來到中國的朝鮮飽學之士兼諷刺作家樸趾源（1737年-1805年）吃驚地發(fā)現(xiàn)，在中國只有兩種人身穿文明人的衣服：朝鮮人和伶人。其他的中國人都像野蠻人一樣身穿毛皮。他參加從朝鮮王京到北京向清朝的乾隆帝（1736年-1795年在位）進貢的使團。皇帝本人的衣著似乎就是野蠻人統(tǒng)治的一部分：他不僅自己穿毛皮，還下令其他朝臣一體照辦。實際上，當使團結束任務時，乾隆帝將代表大清慷慨好施的禮物貂皮賞給了樸趾源。作為滿洲人就得穿毛皮，而到18世紀后期，不僅滿洲精英，就連漢人精英也不能免俗。

樸趾源知道，世道已今非昔比：早在清朝入關之前，滿洲人和漢人截然有別。他們外表迥異：漢人蓄發(fā)；滿洲人留辮子。漢人婦女纏足；滿洲婦女天足。他們的服飾也不一樣：滿洲精英穿毛皮；漢人穿絲綢。滿洲人穿馬靴和有馬蹄袖的馬褂；漢人精英對這種與騎馬有關的時尚不感興 趣。到一百多年后的 18 世紀，兩個族群的外在區(qū)別開始消失：從外表已經不容易區(qū)分滿洲人和漢人了。從某種程度上講，這種物質文明的變遷說明滿洲人已逐漸融入了北京的生活；同時也說明對于漢人而言，毛皮不再是滿洲意識的標記，而是遼闊帝國的象征。

其實，劇變產生于 18 世紀：像毛皮這種邊疆地區(qū)的物產終于成為漢人精英的時尚標志。到 1800 年，外地游客對北京這座城市能夠提供的商品感到驚奇：蒙古地區(qū)的掃雪皮（marten，一種白鼬的皮）和銀鼠皮馬褂、口蘑（steppe mushrooms）、滿洲地區(qū)的東珠。街上還有販賣野味的商人，男男女女穿著有馬蹄袖的衣服，有時候還能看到活的大象、虎和熊。

美麗的長白山位于吉林省東南部。

在明代（1368年-1644年）的漢語中還沒有“掃雪”“銀鼠”這些詞。而到了清朝，這個空白就被鑒賞家、當鋪掌柜和朝廷填補上了：對市場的真正了解不光需要新詞匯，還得有關于這些商品的意義和產地的故事。假毛皮、秧參和冒牌口蘑充斥街頭巷尾，可是消費者想買到真貨——來自原始邊疆的未被污染的純天然產品。

日常生活中的物品被視為是時代變遷的標志

我們理所當然地將日常生活中的物品視為時代變遷的標志。技術和設計，當然還有時尚和物質都是時代的象征。不僅物件的外在標示著年代，就連它們的種類和質量也有同樣的功能。然而回顧過去，我們也只能得出以下結論：即便排除了最新的技術和時尚，即便缺乏物質財富，我們的生活也不能算是返璞歸真。實際上，人類的物質遺產既不是簡單的也并非單向的，這一點與我們的書面遺產相比毫不遜色。差異和不均才是常態(tài)。

然而從年代的角度看，大體上從16世紀開始，我們生活中物品的數(shù)量才有了增加。尤其是在中國這樣的商業(yè)和生產核心區(qū)域。從15世紀末開始，明朝已臻繁盛。彼時消費激增、市場成長、土地緊張，工農業(yè)擴展到新的邊疆地區(qū)。當時中國人生產、消費的物品和同時期西歐人一樣多，甚至尤有過之。而和之前的漢族王朝相比，晚明時期的中國人在消費方面有更多的選擇，也擁有更多的財富。奢侈品買家能夠從整個明帝國和更廣闊的范圍內獲取產品：蒙古草原的羊毛、氈子，西藏的麝香，臺灣的鹿皮，日本的白銀和朝鮮的人參。1571年之后，明朝與統(tǒng)治今天內蒙古的俺答汗之間建立了和平關系，明與亞洲內陸的貿易節(jié)奏因而加快。同一年，隨著西班牙殖民馬尼拉，這個貿易鏈還囊括了美洲的產品：墨西哥的白銀和波托西（Potosi）銀幣成為現(xiàn)金和稅收的新基礎；吸煙如同病毒一般泛濫；農夫開始種植馬鈴薯、玉米和紅辣椒。全球化時代就此拉開帷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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